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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穴奇案》读书笔记2  

2014-08-25 10:26:19|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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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4350年,九个法官,九个延伸观点

一个“漏网”杀人犯现身。一个独居于西部荒野的老人被当地警方拒捕,并被控五十年前犯有谋杀罪,此人并不否认他与四个朋友曾经杀了一个人,但是他否认他们的行为构成了谋杀罪。他承认自己是五十年前被困于山崩之中的探险者的一员,并且由于饥饿所迫——在他们自己看来是这样,杀死并吃掉了一个同伴。其中四人拘捕受审,没有透露出第五个幸存者的存在。他是在被捕之前从救援营地逃走的,因此免于指控。四名被告人被按时处决了。对于当初审判四名同伴时所认定的事实,本案被告人毫无异议。西部地方检察官仅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并由一个陪审团进行了审理。眼前这名被告人被根据同一条法律定了罪,因为他们的行为完全相同。

观点六:撇开己见

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禁止谋杀有其道德动机:它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因此禁止它……但是,人民不允许法官们适用自己的道德观点。本案在法律上简单明了,因此我们的义务是什么也非常清楚,以前那些被告犯有谋杀罪,眼下这名被告也犯有同罪。法律无关同情。本案紧急避难抗辩不成立:首先滥用紧急避难将破坏法治;第二饥饿不能构成紧急避难;第三减轻饥饿并非只有杀人一种选择;第四制造危害者不能受惠于紧急避难;第五被告应对危机准备不足;第六选择被害人有欠公平。法律不能依个人好恶去解释,守护法律是法官的职责。首席法官伯纳姆赞成维持有罪判决。

观点七:判案的酌情权

紧急避难抗辩内在的法律原则是,由于紧急避难而实施犯罪的人没有犯罪意图,所以不应该受到惩罚……如果探险者们出于紧急避难而杀人,那么他们就没有犯罪意图,或者说没有在实质的意义上故意杀了人,因此该判无罪。斯普林汉姆法官认为根据纽斯卡国的法律——实定法,探险者们是没有犯罪意图的“故意杀人”,并未犯有谋杀罪。他举例了实施安乐死的这样的事例。同时他认为:第一本案紧急避难的确信合理;第二本案中饥饿课作为一种紧急避难;第三当时情形下杀人是生存唯一的选择;第四身处危境不是被困者之过错;第五十五困乏非疏忽大意造成;第六受害人的同意无关紧要;因此紧急避难使得关于谋杀的法律条文的“故意”一词所表达出来的犯罪意图要求归于无效。而且斯普林汉姆法官认为惩罚有悖于法律的目的,任何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求生存可能会有同样的做法,因此法律条文的目标并不能通过惩罚被告实现。即使被告人有罪,也罪不至死。斯普林汉姆赞成撤销有罪判决。

观点八:一命换多命

我们如此珍视姓名,以至于我们总倾向于更多的人而不是更少的人在悲剧故事中存活下来。塔利法官认为法律允许预防性杀人。自我防卫杀人不是我们通过关于谋杀的法律力图惩罚的恶事。一命换多命是一项划算的“交易”。要说明的是十个救援工作者并不是作为更高利益的代价而被有意牺牲掉的。在洞穴中,选择杀人好过等待自然死亡;平等地承担死亡是公平的,为避免将目标锁定在最弱的人身上,对威特莫尔撤回同意置之不理,依旧将他纳入抽签才能保障公正平均分配风险。而且紧急避难免责同样适用,比行政赦免更适用。因此塔利法官赞成撤销初审法院分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观点九:动机与选择

被困的探险者必须面对死亡:要么饿死,要么被处死。但是如果这就是仅有的选择的话,那么探险者为了避免饿死去杀掉一个人,然后碰运气用一种新的辩解去寻求免受死刑,就是合情合理的,甚至也是必需的。海伦法官举例妇女强奸案的警示说明有时人们可以有意识做某种行为(顺服强奸者),但同时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没有故意),依然要判强奸者有罪。在洞穴案中,被告杀人是唯一的求生选择,这里的杀人行为也可能既是有意的,同时又不是故意的。基于紧急避难的杀人是正当的。好比房客为了逃离火海而损坏了房东的窗户,这种对于私人财产的损坏由于紧急避难而是正当的。海伦法官还提出防止带有偏见的判决,不容侵犯的求生意愿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如何评估紧急避难?是要我们带着勇气和公正去估量被告人试图用非法行为所要避免的不正义。没有目的的惩罚毫无意义,判处有罪对处在那样境地的人,威慑是不起作用的。而且法律不能脱离现实抽象存在,是否可以准确评估被告的心理状态和合理怀疑不支持有罪判决这两个问题值得探讨;法律是否彰显正义也要深思,有时求诸法律之外的正义是让法律符合正义要求的唯一希望所在。为此海伦法官赞成撤销有罪判决,宣告被告人无罪。

观点十:生命的绝对价值

在法律看来,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这让每个生命具有平等的价值。没有哪个生命可以超过其他生命。任何牺牲都必须是自愿的,否则就是侵犯了法律所确认的生命平等和神圣尊严。特朗派特法官强调了承认生命的绝对价值,洞穴中的人的生命价值是平等的。自我防卫杀人违反了实施不正义之前忍受不正义这一原则;况且忍受不正义好过实施部正义。我们他认为杀人行为不可宽宥。即便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有必要杀人,正义也从来没有要求去杀人;正义要求我们面对死亡,而不是杀害别人。一个极力反抗的被害人被制服在地,然后被杀掉,这是公平的吗?探险者犯有谋杀罪,任何对他们行为的道德审视都不能推翻这一结论。特朗派特法官指出杀人永远不是“划算”交易,一个生命、两个生命与一百万个生命同样是珍贵的。如果救援时间延长,5个杀掉第6个;4个杀掉第5个;3个杀掉第4个;2个杀掉第3个;甚至最后只剩下一个活着;如果五个杀掉一个正当,那我们也会认为为救一人杀掉五个也是正当的。这项交易划算吗?显然道德比杀人自保更重要,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克制不去杀人,这种修养正是我们所指的优良品质的一部分。同时我们要理解好生命神圣原则,我愿意废除规定强制性死刑的法律条文条款。特朗派特法官支持有罪判决,但将案件发回初审法院重审。

观点十一:契约与认可

我们依然相信遵守法律的义务并非建立在某种神秘的道德义务之上,也绝不是奠立于主权者的某种权利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遵守它的承诺上面,尽管这种承诺可能是默示的。在此案中,被害人生存权利被侵害:一被害人撤回同意的行为不容忽视;二被告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三被害人自我防卫的权利。我们承认法律多样性;但这里无罪判决可能会导致悲剧重复发生。如果知晓杀人自己会处以死刑,那么他们杀死朋友的理由就不存在了。法律与情感、文化不能截然分开,理性与情感不应截然分开,法律更不能被平等适用。为此戈德法官选择支持有罪判决。

观点十二:设身处地

假如法官发现自己在惩罚一个不比自己坏的人,他应该辞职。如果惩罚被告的法官都是在惩罚不必自己坏的人,那无疑是法律的耻辱。这就是我赞成宣告无罪的理由。弗兰克法官认为如果他在场的话,他会加入抽签,出力杀掉那个输掉的人并吃掉属于他的那一份。他认为从良心上不能惩罚做了他也希望做的事情的人;他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抛弃司法客观性的面具,依靠无任何矫饰的自我意见来断案。弗兰克法官赞成无罪判决。

观点十三:判决的道德启示

如果刑法的首要社会功能就是保护公民们免受犯罪所带来的伤害,那时心理免责事由的继续承认会加剧问题,而不会有助于问题之解决。雷肯法官认为严格惩罚犯罪是预防犯罪最有效的手段;废除免责事由有助于减少犯罪。被害人再等几天的请求被漠视,惩罚犯罪是对理性犯罪的威慑,本案也是一种“囚徒困境”;意识形态不应该左右法律,法官不能任凭常人之心履行职责,作为法官的义务就是服从立法机关的决议。雷肯法官支持有罪判决。

观点十四:利益冲突

案件疑难意味着法律帮不上忙,欠缺法律规定意味着自由量裁权无可避免,自由量裁权意味着超乎法律之外的道德标准必须纳入到案件解决的过程中来。邦德法官回避本案件。理由如下:这个案件与电池的关联度;这是一桩疑难案,自由量裁权不可避免,而且法律允许负责地适用自由量裁。法官也是人,当法律模糊、有漏洞或者前后矛盾的情况下,必须创造性地开发出一些可资适用的标准。新设创造性地标准,也恰恰是“自由量裁权”的题中应有之义。新“社会契约”源自当前法律的拒绝;电池在本案中不容忽视,由于邦德法官过去与那个有关测试和监控电量的设备的诉讼有牵连,我不得不全身而退。所以他选择回避。

尾声

与五十年前一样,由于最高法院正反观点相当,初审法院维持有罪判决。按照命令,刑法将于435043日上午六点执行,届时公共执行官将依法采取尽可能快速有效之方式将被告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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